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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裁量性赔偿标准: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时间:2018-07-24来源:艾娜浏览次数:

 今年4.2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了《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理指南》),其中突出的亮点之一是裁量性赔偿计算方法的确认。

  裁量性赔偿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来说,是知识产权价值充分实现的机遇,其为突破了法定赔偿上限提供了有效路径,如2012年审结的德国宝马股份公司诉广州世纪宝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北京高院超出法定赔偿限额改判全额支持原告200万元赔偿的诉讼请求;再如2018年审结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系列案件,北京知产院维持6案判赔606万元的一审判决,创下单期综艺节目赔偿数额历史新高。

  裁量性赔偿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来说亦是挑战,过去常见怠于举证的情形势必会导致判赔数额不理想,反向影响知识产权市场价值。随着裁量性赔偿计算方法的普遍运用,过去单纯依靠法定赔偿,怠于举证仅依靠法官自由心证的法定赔偿也将被逐步弱化甚至消减,直接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和市场价值实现,值得所有知识产权权利人警醒。

  笔者结合实践经验,就裁量性损害赔偿的法律地位、适用顺位和考量要素等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裁量性赔偿的法律地位

  裁量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新词汇”,早在2013年10月22日最高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就将裁量性赔偿适用的典型案例向媒体发布,时任民三庭副庭长金克胜就将“裁量性赔偿方法”定义为,“是在计算赔偿所需的部分数据确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下,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要的其他数据,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1]彼时裁量性赔偿方法还被命名为“酌定赔偿方法”。

  2016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推进会上更是明确指出,“针对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双重特点,要善于运用根据具体证据酌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裁量性赔偿方法,以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各地法院实际运用裁量性赔偿方法的案件更是不胜枚举。

  问题是,按照现行知识产权相关司法解释,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基本确立了三种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方式: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法定赔偿,并无裁量性赔偿方法。研讨裁量性赔偿与各赔偿方法之间关系,实际上就可解决裁量性赔偿法律地位的问题。

  1. 裁量性赔偿与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之间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

  但实践中,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举证要求过高,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之间的因果关系、发行减少量、侵权产品销售量等除极少部分公权力介入调查的刑事案件外,权利人大多难以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甚至是正版产品单位利润也由于牵涉商业秘密、网络平台发表难以计算等诸多原因无法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这也是以往知识产权案件绝大多数适用法定赔偿,由法官酌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法定赔偿完全依赖法官的主观判断,客观性和公平性经常受到质疑。

  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法院在裁判过程中,适当合理地运用生活常识、逻辑推理,在通过间接证据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推导出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获利的合理范围和数值,最终确定较为适当的经济赔偿。该经济赔偿并非纯粹来源于法官主观认定,而是依赖于诸如行业平均利润率、经营范围、门店数量、对侵权人全业态收入影响比重等相对客观数值分析侵权人可能的获利以及可能造成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范围,推导结果也较为接近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有效解决了权利人损失及侵权人获利无法获取直接证据以及法定赔偿过于依赖主观判断导致的裁判尺度不一等问题。

  正如潘伟法官解读《审理指南》中提出的,“裁量性赔偿本质上仍属于依据原告损失或被告获利计算赔偿,只不过是根据在案证据充分估算后如果实际损失或者获利超出法定赔偿限额的范围,可以不受法定最高额的限制。”[2]因此,裁量性赔偿不属于知识产权领域法定三种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之外的第四种计算方式,而是尊重客观事实对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证据获取和最终核算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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